北宋乾德元年（公元963年）三月，当了三年皇帝的宋太祖赵匡胤下了一道命令：在全国的所有州县设置“义仓”，各地收税的时候，每一石粮食加收一斗，也就是多收取百分之十的粮食，然后放到官方的仓库里储存起来，一旦遇到天灾人祸，就把粮食拿出来救灾。
为了保证救灾的及时性，赵匡胤还在第二年的三月下发了一个补充文件：州县开义仓救灾的时候，不需要等开封朝廷的命令，各地长官自行掌控即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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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然，义仓并不是赵匡胤的发明，在隋代就已经出现了，后来一直延续了下来。
从皇帝这个岗位的出发点来说，赵匡胤的这个政策是很好的，相当于政府强制要求百姓储存一部分余粮来规避风险，尽最大可能保证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不被饿死。
但是这么好的一个政策，短短三年就执行不下去了。
乾德四年（公元966年）三月，赵匡胤下令，取消了义仓。
这不是大宋王朝针对义仓的第一次纠结，接下来还要反反复复折腾很多次。
庆历元年（公元1041年）九月，宋仁宗下令重新设置义仓；元丰八年（公元1085年）十月，宋哲宗（其实是高太后）下令废除义仓；绍圣元年（公元1094年）闰四月，亲政的宋哲宗下令恢复义仓，随后经过哲宗、徽宗的不断修改，形成了一项基本的制度，并被宋高宗延续到了南宋。
义仓救过百姓吗，那是肯定救过，但是既然是救百姓的政策，为什么会在北宋朝廷引起那么大的争议，并且反反复复折腾这么多次呢？
最核心的原因只有一点：义仓让百姓的负担加重了，也就是说，百姓付出的和得到的，并不能维持平衡。
这里面既有政策制定层面的原因，也有基层官员执行层面的原因。
第一，义仓制度的建立，从本质上说，并不是让朝廷来承担救灾的成本，而是利用强制措施让百姓自己来承担。
也就是说，朝廷默认“百姓没有能力或者没有觉悟储备粮食”，于是强行把这个权力拿了过来。救灾时候开义仓发放的粮食，并不是从朝廷的行政成本里面支出的，而依然是百姓自己节约出来的。
但是除了洪水、火灾、战争之类的极端情况，百姓遇到灾难的时候没有粮食，绝大部分原因都不是没有储藏能力或者没有觉悟，而是他们本来就没有多少粮食。
现在朝廷除了正常收税之外，还要加收百分之十的粮食，让本来就吃不饱的人更加饥饿，导致很多百姓完全没办法额外缴纳义仓的粮食，频频出现拖欠的情况。到宋太宗太平兴国七年（公元982年），也就是义仓被赵匡胤废除了十六年之后，庐州的百姓还拖欠着义仓的米一万七千多石，被大发慈悲的宋太宗免除了。
第二，义仓救灾的区域局限性太明显了，尤其是农民成为最大的受害者。
义仓收取粮食的时候，不管多么偏远的农民都要缴纳粮食。但是这些粮食收起来是储存在州县的仓库里的，等到救灾发粮的时候，主要是城里人占便宜，因为他们近水楼台先得月，可以在最短的时间里赶到粮仓门口去排队。
悲哀的是，州县的工作人员不会把粮食挨家挨户地送到偏远的农村去，所以受灾的农民需要自己进城去领取。
南宋绍兴年间的监察御史刘一止说得更加直白：“灾民本来就饿得走不动路了，你还要他们跋山涉水来城里，这跟让他们在家等死有什么区别？”所以他建议将义仓化整为零，尽可能在乡村设置，就地收取，就地支用，否则根本就没什么意义。
然而，这样的建议也因为管理成本太高被否决了。
第三，基层官员瞎搞，让本来就有缺陷的制度变得更加惨酷。
命令下达以后，各州县的实际执行人根本就没有把这件事当成一个“福利制度”来看待，他们的想法很单纯——这就是收税。
说到收税，他们就有经验了，什么样的手段都能施展出来。义仓的建设成本、管理成本、维护成本、运输成本，他们统统都要加到普通百姓的身上，赵匡胤要求收十分之一，他们就会在这个基础上自行提高比例，到后来甚至加收一两倍的粮食，让本就贫困的家庭更是雪上加霜。
按照最初的设定，义仓的米是需要定期更换的，也就是说，每隔一段时间就要用新米替换。但是替换是需要人力成本的，不少州县的管理人员根本不愿意干这件事，反正发给灾民的粮食他们也不是自己吃，有时候他们为了炫耀“义仓里的米越多说明我的政绩越好”，甚至出现灾情了也拒绝发放，于是义仓的米能够堆到发霉变质也不处理。
更多的情况，则是义仓的米被随意支用。跟西夏或者金国打仗没粮食了，就把义仓的米拿过去用；宋徽宗要招降辽国的残余军队加入北宋禁军队伍，就用义仓的米当成军饷；宋高宗要鼓励沦陷区的百姓南逃归顺，就用义仓的米作为保障……反正从法理上来说，这些米的所有人是灾民，而灾民是最没有发言权的，谁都能吃他们的米，但他们要吃米就得别人点头。
从实际上说，赵匡胤的初衷是要把义仓搞成一个福利措施，但是从宋哲宗、宋徽宗以后，义仓已经变相地成为一种打着福利幌子的税收制度了。
一直到南宋灭亡，义仓的存在对于百姓来说，都是负担大于收益，真还不如直接收税，至少心理上平衡一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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